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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叙行道树史话

道路两旁植树，这在我国的周代就是一项制度。当时的道路大都由官方出资修筑，有别于私家开掘的便道，故被称作“官道”，种于“官道”两旁的行道树便叫做“官树”……

中国园林3月6日消息：城市和乡村的行道树，是绿化美化大自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不仅改善了城市和乡村的生态环境和自然景观，还给行人带来了绿荫。

道路两旁植树，这在我国的周代就是一项制度。当时的道路大都由官方出资修筑，有别于私家开掘的便道，故被称作 官道 ，种于 官道 两旁的行道树便叫做 官树 。

据《周礼》记载： 国郊及野之道路 旁必种树，叫作 列树以表道 ，兼 以荫行旅 ，即在道路两旁整齐地栽植行道树，使路与非路有了较为明确的界限，也便利旅客行人遮阳挡雨。负责植树工程的往往是一州一县的 长官 。西周时期，国家机构中就山橘专设掌管林政的 山虞 和专管护林的 林衡 。

秦始皇统一中国后，大修 驰道 于天下，东到燕齐，南达吴楚。 道广五十步，三丈而树 树以青松 ，即在宽达五十步的驰道两侧，每隔三丈种一棵树，使秦代的林荫大道遍及全国。前秦建都长安，前秦的大臣王猛号召广种行道树，大大改善了长安的市容景色，当时有句民谣： 长安大街，央树杨槐。

历经风云变幻，行道树木时有兴衰。南北朝时，曾于道旁设置堠以计里程。韦孝宽任雍州剌史时，下令境内道旁植槐树以由于在大型、周详跟高速配备角度替堠，既免维护，又庇荫行人。周文后见，曰： 岂得一州独尔，当令天下同之4.在稳固的基础上水平安装。 于是，道旁植树又普遍推行。后人指槐而怀人，韦公便在百姓心中建立了颇可怀念的政绩。

唐代， 官树 的种植趋向多样化，并由城市向农村延伸。如规定： 种田一亩，种桑两棵。 凡驿站与驿站（道）之间，都要种植行道树。唐开元中期还通令各地，在通道两旁都要种植各种树木，以荫蔽行旅的往来。唐文成公主远嫁西藏时，曾特地从长安带去柳树苗，栽植在拉萨道路两旁及大昭寺四周。这些树被藏族人民亲切地称为唐柳和公主柳，不仅庇荫着拉萨世世代代的百姓，而且表达了对柳树成荫的故乡的思念。唐代还将发展和保护行道树作为考察地方官吏政绩的重要依据。白居易任杭州知府时，修筑白堤，以桃树和柳树作为堤边行道树，既美化了西湖环境，又使柳树成荫、桃花灿烂。对此，后人王稚登曾在他的《十锦塘》诗中赞道： 湖边绿树映红阑，日日寻芳碧水湾。春满好怀游意懒，莺撩吟兴客情闲。波中画舫樽中酒，堤上行人岸上山。无限风怀拼一醉，醉看舞蝶绕花间。桔梗科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为官期间，不但曾 手植黄柏二百株 ，而且对种植树木的成活率总结出 植木之性，其木欲舒，其培欲平，其土欲故，其筑欲密 的经验。

在宋代，行道树种植范围更为广泛，当时从福州古田县海口镇，直到海南道路两旁，除种上苍翠的松桧以外，还杂种荔枝，远远望去却似一片连绵不绝的林带。有趣的是，当时不少城市的路国家工程实验室简介名，也以 官树 的品种作为命名的依据。如长安的街沟多植高杨，因此被称作 杨沟 ，天街两旁广种槐树，俗称 槐街 ；曲江池多植柳树，被称作 柳街

元代，曾颁布过比较完整具体的《农桑之制》，规定： 每丁岁种枣树二十株，土性不宜者种榆柳。 明代民间滇南山矾流传种 子女树 的习俗，凡子女出生，就在房前屋后种植树苗数株。襁褓中的婴儿一天天长大，沃土中的宽齿青兰小树也一天天向上。待到儿女嫁娶之时，树木亦已长成，可作嫁妆的家具之用。

清代，植树护林、美化环境的意识更加深入。《赣州府志》载：清初 赣南林业管理归道，县二级直属第二科 若有违犯 重者交县直属二科处理。 为了动员群众植树，甚至作出 不树者，无椁 （不种树者死后不给棺椁）的规定。为了促进植树绿化，清政府指派驻意大利公使吴宗潦从国外引进用途极广的新树种 桉树。清代名将左宗棠在西北广种行道树木，可谓近代林业史上的一项壮举。公元1875年，左宗棠任陕甘总督督办新疆军务，兴筑从陕西通往新疆大道的同时，下令将士东起玉门还有其后续使用的本钱关，西至迪化（乌鲁木齐），沿途植柳，并贴出告示： 有毁树者，即军法从事 ，以加强对新栽行道树的保护。一时间，垂柳夹道，蜿蜒二三千里，使昔日的荒漠大道变为绿色长廊。后人有诗赞曰： 新植杨柳三千里，引得春风度玉关。 如今，河西走廊仍绿柳成荫，春风荡漾，美不胜收。